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城东五公里外桥儿沟的一座教堂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时隔7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届六中全会何以“决定中国之命运”？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求是杂志社调研组来到红色圣地延安，走进桥儿沟革命旧址，在现场重温会议前后过程，深刻感悟其在百年党史上的重大意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虽然抗战形势严峻而紧迫，但还是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0余人参加了全会。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讲解员介绍道。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及一系列重要文件。
全面抗战已进行了15个月，在战事紧张的环境下召开六中全会，意旨何在？此前，王明于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干扰。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和步调，成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我们一定要胜利”！
在这个总方向的指引下，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
他的话，使许多与会者豁然开朗。
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论持久战》一文中对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认识及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会议持续了一个半月。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结论，系统阐述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局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阐述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政策，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作出了战略擘画。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1938年11月25日全文刊登在《解放》第 57期，其中第七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 也刊登了这篇报告。结论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收录了3篇之多，从这个侧面，足见这次会议和这些报告的重要性。
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但是，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
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央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同志传达了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重要意见：
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当时的情势下，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作了《国际指示报告》，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王稼祥同志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抗日战争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在毛泽东同志党内职务的问题上，有同志明确提出应当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此前，张闻天就提出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因此，这个问题张闻天就没有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讨论，也没有提到六届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此后，张闻天就主动地将党的总负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同志了，张闻天回忆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
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陈云同志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
李富春同志说：党的成功……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巩固，对于在全党进一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1938年9月，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主席团成员合影。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虽然我们党还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之路，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总的看，这时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仍不成熟，在思想认识上并不统一。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即投入到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之中，进行基础性的思想理论建设。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37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几篇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开始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气象。从 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 1938 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一步一步走向自觉与成熟。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充满自信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任务和发展道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而又极具针对性地指出，“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是他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来的。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论断，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那时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正在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开始向自由王国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标志。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明确提出“四个服从”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坚持民主集中制。
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就做出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要执行上级机关命令的规定。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四个服从”原则的执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在与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行为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坚持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对坚持“四个服从”这一首要原则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七年党的建设经验，突出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认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他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同志强调，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他建议根据“四个服从”的原则对全党进行必要的纪律教育，并制定相应的党内法规以规范全党的行为。
在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全会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
此后，在中共七大上，“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此后，历届党代会都强调了这一纪律，并不断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
“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全会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
他指出了学习的两个任务，一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是学习历史遗产。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同时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他特别提示全党：“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一场学习竞赛就此在全党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在此基础上，后来延安整风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拉开了帷幕！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今天，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用党和国家事业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希冀与期待。
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