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名言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话出自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书解篇》的主要内容，就是替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进行辩护。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意思是：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过失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作为哲学家，王充的话是落在“知经误者在诸子”的。王充生活在经学极盛的东汉时期，但他对那些死守经书、死守门户之见、轻视诸子的经师们是非常不屑的。在他看来，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儒家经典基本上已经烧绝了，但其他的诸子百家却没有被烧掉。后来被奉为经典的那些儒家著作，基本上都是汉代建立之后，凭着一些残简，以及几个老儒的回忆加工而成的，内中的舛误一定不少。纠正这些错误，就只能跳出儒家之外，通过诸子百家来完成。“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都是作为类比的材料，来说明“知经误者在诸子”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出处和大致背景就是这样。尽管在王充笔下，这两句只是用来说明“知经误者在诸子”的一则类比材料，但语言一经说出，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与价值。它非常准确地指出，评价政策的优劣得失的应该是政策的施行对象，也就是民间百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
为什么作为政策的施行对象，也就是群众，才最有资格评价政策的优劣得失呢？王充说得好——房子漏不漏，盖房子的人说了不算，住在房檐下的人说了才算；同样，政策是为了施行的，施行是要看效果的，而这个效果，只有施行对象才有最清晰而直接的感受。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政策的效果不是其制定者所能完全决定的。历史上那些为了少数人谋求私利的恶政我们不去说它，即使那些主观上是为百姓谋利益的善政，也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历史上的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从其初衷来讲，都是好的。但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项政策，涉及到制定者、执行者、被执行者；三者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政策的制定者水平如何？政策推出的时机是否恰当？考虑面是否周全？是否存在漏洞？政策的可执行性到底怎样？政策的执行者是否得力？等等。另外，就算这些都没有问题，政策也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当其所针对的问题解决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就必需因时因地制定新的政策方针。这就好比施药治病，在不同的治疗阶段，根据患者的反馈，药物的选择、剂量的大小都要随之调整。一言以蔽之，一劳永逸、十全十美的政策其实是不存在的，对于最优的追求其实只能是个相对的过程，并且必须谋求一个动态的机制来减少或纠正政策的偏失、缺失和漏失之处。
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就会觉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百姓是政令的直接关切者，他们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于政令的效用和缺漏有着另一视角的观察，“问政于民”其实是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和长效的修正机制。
听政于民一向是我国的传统，从采诗到互联网，形式在变，内核依然。网络为群众表达情绪意见、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机会。这正是发掘群众意见、检查理政得失千载难逢的良机，应得到充分利用。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就是，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中，都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主观感觉作为依据，更不能固执而武断地判定事情；而要将我们行动对象的真实反馈和效果作为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取得有效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