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引用的。这句话的出处，是唐代政治家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其完整的上下文是：“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大意就是：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实行不难，难在始终如一地坚持。
《十渐不克终疏》是唐代的政治家魏徵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封奏疏。
魏徵和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很完美的一次君臣际遇。唐太宗是中国的明君之一，他将儒家的理念贯达到统治之中，使得以往仅仅活在人们观念中的“仁政”在人间成为现实，不但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而且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离不开魏徵的功劳。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召集群臣讨论国事，希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基本的理念与方针。我们知道，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一直处于乱世之中。唐初，社会还未完全稳定，很多大臣提出乱世当用重典，但魏徵坚决反对。他鼓励唐太宗建立一个仁政的社会，唐太宗则欣然采纳。君臣约定，一个做良臣，一个做明君，而此后他们也果然信守了这个约定，一个知无不言，一个从谏如流，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树立了万世的典范。
《十渐不克终疏》就是这段千古佳话中的一个环节。贞观十三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日益富强，唐太宗开始自满，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言论，搞一些奢侈浮华的享受。魏徵怕太宗的德政不能善始善终，于是写下了这篇奏疏。在这封奏疏中，魏徵首先指出，历史上的那些昏君，对于治国安邦的道理，比如应该摒弃奢侈而倡导简约、应该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等，他们其实都懂；受命之初，他们也都想奋发图强，也都能有模有样地实行一阵子。但因为君王掌握大权、富有四海，说话没人敢不听，做事没人敢违抗，逢迎的人多了，规矩就被逐渐抛在脑后，而政治也就日益腐败。所谓“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把道理讲清楚之后，魏徵就详细地列举了唐太宗执政之初到当前不能善始善终的十个方面缺点，比如过去无为无欲，现在迷恋财物；过去“求贤若渴”，现在用人不当；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劳人；过去为政勤勉，现在志在嬉游等，希望他能改正这些缺点，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
奏疏上达天听，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视。他称赞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下令把这封奏疏“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后来还“赐黄金十斤，厩马二匹”，以奖励魏徵的直谏。此后，唐太宗也吸纳了魏徵的意见，让自己的统治做到了善始善终。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句话虽然出自魏徵之手，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且深入人心的一个认知论观点。它的源头，是中国最早的政令文集《尚书》。在《尚书·说命》中，名臣傅说向开创了“武丁盛世”的商王武丁述说了一些治国安邦的道理，武丁表示一定照做，并鼓励傅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傅说听了武丁的表态，就说了这样一段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大王您如果真心不以实行为难，就真的合于先王的盛德了，我傅说如果有话不说，那就真是罪过了。
在今天看来，“非知之难，行之惟难”，也就是“知易行难”，是有着很高的认识论价值的。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动力、条件和归宿。从过程上看，“知”与“行”二者，也就是认知与实践，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这二者的重要和难易程度并非是等同的。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用真知指导实践，而后在实践中获得对真知的进一步理解并获得更多的真知。实践既是真知的起点，又是真知的落脚点，并且，“真知”是否称其为“真知”，以及在何等范围、何种程度上称其为“真知”，也依然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和判断。从二者实现的条件来看，认知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少，可以超越时空；实践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多，只能在现实的局限中进行。二者相较，“行”无疑是更艰难，也是更加重要的。它需要克服惰性，走出那些有害的习惯和已经习惯的舒适区，需要克服把认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所以格外艰难。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热情和果决的行动突破惰性，“知行合一”，为之付出真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