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就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滋养。”
——习近平
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国际交流带给我们的便利：从品尝各国美食，欣赏各国电影，到出国游玩，学习深造，再到工作--国际交流就如水一般，流淌、滋润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都要忘了它能带来如此大的益处，而只有等到某个时刻，一部分的“水”消失了，我们才又忽然想起它的重要。疫情之后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出国旅游，就好像这部分消失的“水”，它来过，人们喜爱它；它短暂地走了，人们怀念它，希望它能快回到我们身边。
当然，与国际交流能给世界，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好处相比，上述的娱乐享受，不过是沧海之粟。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中国的过去，回顾从近代史到今日中国的发展历程，想必诸位都会对国际交流之意义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揭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带来近百年的屈辱历史。我们在谴责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行径时，也常常会感叹“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研究鸦片战争的原因时会发现，除了物质条件、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的落后，清政府缺乏对于近现代国家之间交往方式的基本认识，也是最后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19世纪前，中国没有任何邦交。清政府自给自足，固守“天朝上国”地位，不承认别国之平等，认为西洋人来华无非为贸易利益。与之相对，欧洲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强调国家主权和驻外使节制度。这种差异使中西方冲突不可避免。
清政府缺乏国际交往和现代国家法制认识，不仅输了战争，还丧失了许多应有之权益。国际交流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主动对外交流，推动洋务运动，建立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逐步推动中国变革。西方启蒙思想传入中国后，无数仁人志士受到感召，最终推翻清廷，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帮助中国找到正确方向，最终建立新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史。
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的国际交流是不如今天丰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对外交流也进入了新时代。这场时代的大变革、国际交流的大变革影响了我们社会的近乎每一个角落。这场变革太过宏大，而且其中最具代表性是事件之一就是——高铁。
中国的高铁如今已成为国家的名片，凭借完善的铁路网络、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庞大的客流量，展示了中国在高铁领域的巨大成功。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引进、自主创新和走出去，其中国际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邓小平访日，在日方安排下乘坐了由东京开往京都的，最高时速可达210公里每小时的新干线。彼时的邓小平感叹道：“真快，我们也需要快”。于是乎，中国的铁路官员在80年代初就着手规划高速铁路的建设。此后的中国领导人访日，新干线都是双方的重要话题，中日双方在高铁技术上的合作也是彰显中日友谊的重要一环。
在2004年以前，中国在自主研发高铁技术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自主研发水平尚未能达到支撑大规模商业运营之标准。因此，中国政府转变了策略，开始对铁路动车组进行招标，引进外国高铁的车辆以及技术。日本的川崎重工，法国的阿尔斯通和德国的西门子都是对外招标后走入中国高铁市场的公司。中国通过引进这些公司的车辆与技术，生产了我们熟知的CRH1、CRH3和CRH5车型，中国高铁以开放市场换取技术，为日后的国产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自2007年引进动车组以来，中国仅用数年时间就将国外技术转化为自主研发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高铁发展的成功典范。实现自主化后，中国高铁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积极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目前，中国高铁技术出口至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尼等国。从引进到自主化，再到出口，中国高铁在短短二十年内实现了高速发展，国际交流在其中功不可没。
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十年，国际局势仍然风云变幻：中美竞争，疫情肆虐，巴以冲突，这个世界仿佛有走向对立与封闭的趋势。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也绝不能关上”。这一坚定的承诺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化的信心，更展示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挑战的决心。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唯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越是在风雨如磐之际，越需要各国团结合作，携手前行，才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